民国文人的“抽水马桶之梦”
现代文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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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9-06

民国文人的“抽水马桶之梦”

    1933年,上海的《东方杂志》推出一期“新年特大号”,邀请社会名人及普通市民畅谈“新年的梦想”。

共收到来自巴金、冰心、郁达夫、周作人、朱自清等人的回信160余封。

  在邹韬奋看来,这些回信中,以历史学者周谷城的梦想最为有趣:  “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,首要之件便是: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。

”  晚年的周谷城,曾言及,自己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梦想,与现实如厕环境的不如意直接相关。

  上层社会的奢侈品  周谷城做“抽水马桶之梦”的时候,距离国人首次见识抽水坐便器,已过去了60余年。

那是1866年,奉命前往欧洲游历的京师同文馆学员张德彝,在轮船上见到抽水马桶,感觉十分新鲜有趣,遂将其运作机制,写入了自己的著作《航海述奇》。  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,抽水马桶成了一种让有机会出洋的中国人十分艳羡的东西。

  怀念抽水马桶,也是晚清来华的洋人们的一种共同的“乡愁”。 在清廷提供给总税务司赫德的四合院里,曾安装过一尊抽水马桶,乃是大清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特意为赫德定制,不远万里送至北京。 不过,清廷没有现代自来水系统,也没有现代下水道系统,所以,并不是所有来华的洋人,都可以如赫德般拥有自己的抽水马桶。

到了1904年,上海租界的部分商户尝试请求允许安装抽水马桶时,仍因为下水道系统不够完善、担心污染水源,而被工部局多次拒绝和制止。

  进入民国后,抽水马桶才开始成为一种真正的社会风尚。 梁实秋在清华就读8年,1922年,终于住进有抽水马桶的宿舍,然后感慨“临毕业的前一年是最舒适的一年”。

1920年代末装修的南京国民政府办公楼内,如国民政府主席办公室的卫生间里,也配有自美国进口的浴缸、洗脸池和抽水马桶。

  当然,这种风尚只能够存在于上层社会。

1933年南京北河口水厂局部建成供水时,最初的用户只有29户。 自然,有能力铺设自来水和公共下水道管线的住户,也不会太多。 没有自来水和公共下水道管线,自然也就不会有抽水马桶。

  实现梦想并非易事  1949年后,抽水马桶在京、沪等大城市,仍长期只是一种少数的存在。

  1993年,已经用上抽水马桶很多年的周谷城,应《文汇报》之邀,刊文回忆自己60年前的“抽水马桶之梦”,仍如此感慨:  “今天我把60年前‘中国人人都能在抽水马桶上大便’的梦想讲给家人听,家人都笑得前俯后仰,只可惜60年过去了,梦想并未实现,就是在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也还没有完全消灭用木马桶。 ”  其实,周谷城毋须遗憾自己的“梦想并未实现”。 实际上,1993年,中国的卫生陶瓷产量,已跃居世界第一位;而抽水马桶三件套(坐便器、水箱、反水弯),恰是卫生陶瓷领域的核心产品。

  这个“卫生陶瓷产量世界第一位”的得来,并非易事。

  虽然中国号称“瓷器之国”,但长期难以独立生产包括抽水马桶在内的卫生用瓷。

  卫生陶瓷的大规模生产,必须依赖高度的工业化,包括原料的机械化开采、生产工序的机械化控制、以燃煤燃油燃气为燃料的高温保证等等。 所以,尽管欧美城市住宅在二战前就已全面流行抽水马桶,但在1949年的中国,仍只有四家工厂或作坊能够生产卫生陶瓷,总产量仅有约6000件,其中3件套的抽水马桶的数量,无疑更是屈指可数。

  1949年后,在长达约30年的时间里,中国的卫生陶瓷生产,并未发生质的变化。

  自80年代开始的技术(如微压注浆成型、微风干燥、立式浇注、窑炉微机控制、低温快烧)、设备(如注浆机、干燥器乃至全套生产线)引进浪潮,是中国卫生陶瓷工业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,并在1993年跃居产量第一宝座的关键。

  厨卫的大变革  长期以来,中国的抽水马桶因技术落后,“一次冲洗水量在15L的比较普遍,甚至还有17L的”,较之国外的普遍标准6L,可谓相当费水。 80年代抽水马桶数量有限,浪费尚不显著,90年代抽水马桶开始普及,问题即开始凸显。   真正推动革新的,并非政策,仍是市场。

  200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,如果北京的生活用水保持每立方米2元钱(含元污水处理费)的价格不变,也没有任何政策补助,大多数市民并不会选择拆掉自家的较为费水的马桶。

但一款更人性、舒适、明显能够提高生活质量的抽水马桶,可以做到这一点。

毕竟,改革开放最核心的原动力,即在于追求更美好的生活。

  为适应中国国情,除了常见的坐垫加热、温水洗净、暖风干燥及杀菌等功能外,相关企业还研发出了低水压(解禁零水压)下仍可冲厕的技术,让那些居住在水压低的老旧楼房的用户也可以改用智能马桶,且将冲水量节省至。

  显然,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,才能够实现周谷城的那个梦想。

不但“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”,而且可以坐得很舒适,很惬意。   (《老年日报》谌旭彬)  。